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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 60 年,從何而來又為何經久不衰?

2017-05-23

美國歷史學家 Leslie Berlin 曾在一次采訪中問喬布斯:為什么如此熱衷于向硅谷前輩們討教,為什么要研讀他們的心理和思維,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做更好的事難道還不夠嗎?

喬布斯回答他時,引用了叔本華在《悲觀論集》里的一段話:

習慣于觀察老一輩行為的人就像是在宴會上一直守著魔術師看魔術的觀眾,反反復復地看那一套動作。其實魔術只看一次才有意思,一旦戲法被識破,無法再欺騙眼睛,表演的效果也就盡失了。

他認為,只有從前人那里苦苦參透商業世界的奧秘,才能在把戲發生的那一刻就看穿。研讀歷史也是如此,想要預測未來,就一定要明察過去。不知道硅谷如何誕生,又如何得知它持續繁榮的動力?

從地理位置角度來解讀硅谷,它還真就是個谷。東臨海灣,西靠山脈,位于舊金山半島上的一塊狹長地帶。早先僅包括圣克拉拉山谷和圣馬刁縣,后來日漸擴展,囊括了阿拉米達縣和舊金山城,構成了一個「Greater Silicon Valley」。

高科技事業興起之前,這里還牛羊成群,果園遍布,享有「果樹林」的昵稱,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區域。直到 1971 年,它才被《微電子新聞》的記者 Don Hoefler 第一次命名為「硅谷」,此后一直沿用至今。要談起締造硅谷的三大養料,那就必定是科技,文化,和錢。

科技 Technology

硅谷結緣科技,起源于 1955 年。

那一年,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 20 年的物理學家 William Shockley 帶著他改變未來的晶體管發明榮歸故里,回到了老家圣克拉拉谷——今天硅谷的中心地帶。同年,Shockley 榮獲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一時間聲名大噪,被人敬為「晶體管之父」。迅速膨脹的名望幫他吸引了大量電子領域的青年才俊,他們紛紛從美國東海岸的研究中心不遠 3000 英里飛到加州,投師 Shockley 名下,加入他的實驗室。雖然剛剛加入實驗室的時候,這些年輕人除了滿滿的熱忱,對晶體管技術幾乎一無所知,但 Shockley 卻將他們一一打造成了既精通晶體管技術,又能獨立在半導體電子學領域大展拳腳的硅谷英才。

Shockley 就是這樣一個杰出的物理學家,一個出色的導師,但也不可否認,他也是一個糟糕透了的 Boss。他對經營管理一竅不通,曾經用測謊儀測試員工的忠誠度,也曾經公布所有雇員的薪資水平。在他這種集權的強壓下,雇員們雖然人人收獲了滿滿的學識,但也都出于無奈離開實驗室。離開 Shockley 的他們在當時還未成形的硅谷內自謀出路,而這些出路也大都終結于創辦自己的公司,成為擎天柱一般的硅谷企業家。

1957 年,八名 Shockley 實驗室成員集體出走,成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也是硅谷第一個重要的現代創業公司。60 年代后期,仙童瀕臨瓦解,幾個創始人紛紛自立門戶,創辦了后來的英特爾、National 、AMD……仙童就這樣成了名符其實的「硅谷人才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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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童八人:諾依斯、摩爾、布蘭克、克萊爾、赫爾尼、拉斯特、羅伯茨和格里尼克

幾乎每一場現代科技的變革,或者說硅谷的變革,都可以追溯到一個事物上,那就是 Shockley 傳授給仙童們的「晶體管技術」。

把一個電路中所需的晶體管、電阻、電容和電感元件互連在一起,制作在一小塊半導體晶片上,然后封裝在一個管殼內,就組成了一個集成電路芯片;一片或幾片大規模集成電路組成微處理器,最早的計算器也就應用了微處理器;微處理器在與存儲器和外圍電路芯片組成了計算機,碼農們就在這樣的計算機上便攜代碼、搭建操作系統和軟件;后來,人們又覺得「可視化」和「云」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于是不斷改進進計算機,搭建互聯網;再將顯示屏、鍵盤和電機設備集合在了一個便攜的移動設備手機上,開啟了移動互聯網時代,養活了無數移動 App 開發人員……

在每個變革的時間節點掌握了最核心技術的公司,都成了下一代成功企業的幕后推進者。比如素稱「自成一格」的蘋果,它的元老級人物都來自英特爾、雅達利和惠普,它背后的風投企業也都曾經支持過仙童或英特爾的發展,Macintosh 的圖形界面、重疊窗口、鼠標操作的靈感,也都喬布斯在 1979 年參觀施樂帕克研究中心后迸發出來的。換句話說,蘋果是硅谷氛圍和技術根基的產物。

文化 Culture

締造硅谷的第二養料是文化。

1955 年 Shockley 把諾貝爾獎章從日內瓦帶回加州的時候,硅谷還是一排飄滿果香的田園風,但那時的硅谷本土企業就已經瞄準高科技的方向了——國防設備承包商洛克希德是當時名副其實的「巨頭」,IBM 正計劃打造一款小型研究設備,惠普這個在硅谷土生土長的科技公司已經存在了十多年之久……

但在那個時候,加州的待遇和機會還遠遠不能媲美美國東海岸,盡管硅谷初步成型,也還是缺少接受過高等教育、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的精英,「人才流失」一直是加州難以克服的社會問題。

于是,扎根加州的斯坦福大學開始著力組建物理工程系,無線電專家 Frederick Terman 教授也開始了為大學與企業相結合的奔走努力。他斥巨資聘請名家名流充實教師隊伍,實施「人材尖子」戰略,帶著學生在灣區的電子公司實習,鼓勵硅谷公司雇員到斯坦福大學提高學術水平。就這樣,Terman 教授打通了大學與企業間的阻隔,使得日后的斯坦福能夠源源不斷地為硅谷輸送更精英的科技人才。

硅谷的人口數量也驚人的膨脹著。從 1950 到 1970 年間,僅圣克拉拉山谷地區的人口數量就上漲了兩倍,從 30 萬人口暴增到了 100 萬,相當于在這 20 年中,平均每 15 分鐘就有一個新人來到這里。總體來講,newcomers 都比硅谷的原著居民年紀更輕,受教育更多。硅谷就這樣改頭換面,從一個由高中學歷的農民們組成的老齡化區域變革成了一個遍地是 20 幾歲博士的新社區。

人口的流入意味著硅谷無需經歷從一個形態向另一個形態的轉變,它的一切都是鮮活的、無拘束的,也因此可以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從社區培訓、研究設施、法律機構,到區域法則,一切都可以由入駐這里的新人們自由定義,構建出一套獨特、適用、又不拘泥于傳統的硅谷商業基礎。

硅谷的企業家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與東海岸的那些人們截然不同。他們戲稱自己是「牛仔」,也說自己是「先驅」,奮斗在世界的「最前沿」,對于失敗從不懼怕也不羞愧,而將它視為獲取經驗的最短路徑。20 世紀 70 年代,隨著嬉皮士文化的興起,這里又燃起了自由、隨意的文化風潮,不僅影響了硅谷的人,也通過他們的產品和服務,影響了我們這些谷外的人們。

金錢 Money

隨著尖端的科技種子和接受度高的文化土壤一同孕育硅谷的,還有金錢。

70 年代,美國正處于冷戰的氛圍之下,使得美國國防部傾盡資產,不惜一切代價,也愿支持先進科技的發展。于是,國防部成了硅谷早起 100% 的微芯片的購買商,惠普和洛克希德的絕大部分產品都銷往軍方客戶,聯邦也為斯坦福撥發巨額研究經費……聯邦政府成了名符其實的硅谷第一風投商。

第一波風險投資浪潮發生在在 70 年代。風險基金紅杉資本和 KPCB 都是由「仙童校友」在 1972 年創建的,就是它們為亞馬遜、蘋果、思科、Dropbox、藝電、Facebook、基因泰克、Google、Instagram、LinkedIn 等眾多企業提供了資金來源。這種用資金支持和技能傳授完成的「世代傳承」的模式是硅谷不言而喻的輝煌秘技。正如喬布斯 2005 年在斯坦福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中說的那樣,有接力棒的交接才能讓硅谷跑的更遠。



那么,硅谷又是如何經久不衰的?

如果說硅谷出生于上世紀 50 年代,那么到如今它已經走過了 60 年。這 60 年里「硅谷即將滅亡」的災難論從來就沒停過——70 年代能源危機,微芯片實驗室幾乎盡數倒閉。80 年代日本興起,競爭的壓力一直壓迫著硅谷人。還有后來的互聯網泡沫破裂、世界其他地區的科技發展、移動互聯網的興起……這些都曾經被看做是硅谷滅亡前的喪鐘。

但硅谷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災難論中活了下來了,而且專利數量、IPO、風險投資、天使投資都年年創新高。不久前的一份報告指出,「硅谷連續四年實現就業崗位增長,是全美平均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高薪行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擁有創業夢想的人仍舊絡繹不絕的涌入硅谷,很多成立在其他地區的企業也會把總部搬來這里。

那么,驅動硅谷不斷發展的引擎又是什么?或許,還是科技、金錢和文化。

科技


60 年過去,硅谷的科技中心還是晶體管和半導體,從來都沒變過。即使眾多后來興起的新領域(比如生物科技)與他們沒有直接關聯,但這兩者已經成了硅谷發展的基石,占據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金錢

風險投資依舊是初創公司資金的最主要來源。2014 年,流入硅谷的風投總數達 145 億美元,占了全美風投總量的 43%。

值得一提的是,超過一半的硅谷風投投給了軟件公司,位于舊金山的軟件公司。制造芯片、電腦或其他硬件設備需要大量人力和裝配設備,通常也需要比較大的占地面積。開發軟件則不需要這些,幾個工程師,幾臺電腦,再加上一個云服務,就夠了。所以軟件公司可以更靈活地設在舊金山市里,給年輕的科技人他們想要的生活。

文化

移民是硅谷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20 世紀后半期,硅谷促成了美國國內最大的人口遷徙,到了 21 世紀它又吸引了大量國際人才。如今,生活在硅谷的人中有 37% 出生在其他國家,其中的 60% 來自亞洲,20% 來自墨西哥,而在硅谷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中,則有 65% 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1995 年到 2005 年間,超過一半的硅谷創業公司有至少一名非美國國籍的聯合創始人,他們創造的企業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也為美國資本市場帶入了大量資金。「移民」對于硅谷地區和科技行業的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斯坦福的作用也沒有消減。有數據顯示,自 2012 年以來,從畢業于斯坦福的企業家每年都能為世界貢獻 2.7 萬億美元的經濟收入。這個數字包含科技外的企業,比如耐克、Gap、喬之店,但僅看從斯坦福走出來的硅谷公司就已經多的驚人了:思科、Google、惠普、IDEO、Instagram、MIPS、網景、英偉達、Snapchat、太陽、Varian、威睿、雅虎……


有傳承就有改變,硅谷的「變」也是它持久繁榮的動力之一。它不斷「揚棄」著自身,這數十年來硅谷的變化路徑一目了然:

1940s:儀器制造
1950s:芯片
1970s:生物科技,消費電子(PC,電子游戲等)
1980s:軟件,網絡
1990s:互聯網,搜索引擎
2000s:云,移動互聯網,社交網絡

硅谷在變革自身的同時,也在變革其他行業,或者說「摧毀」著傳統行業。比如 Uber 摧毀著出租車行業,Airbnb 摧毀著酒店行業。摧毀這些舊行業的新事物就像 70 年前的硅谷一樣,憑空出世,把原有的世界推向更好。這其中包含的「批判固有事物」、「打破僵化思維」、「敢于承擔風險」、「適時抓住機會」的精神,都是硅谷這個大的文化環境里孕育出來的。其實這「變」本就是屬于硅谷的調調。

但「變」也體現在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方面——曾經挑戰舊事物的企業在商業的浪潮里活了下來,成了新的「舊事物」。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公民信息的丑聞一直為美國民眾所不齒,而如今,Facebook 和 Google 收集用戶私密信息的新聞也不時出現。蘋果曾在廣告里宣稱 Macintosh 讓 1984 不再 1984,如果硅谷最終成為了信息時代的 Big Brother,這世界又會怎樣呢?


誰會成為第二個硅谷?

全世界的人都想復制硅谷,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成功過。

成為第二個「世界科技事業中心」實在太難——要有對創新的信仰,要有研究的崇尚,要包容得了多文化的差異性,要有追逐淘金的熱忱,要承擔風險,要不怕失敗……模仿的同時也要補上硅谷現有的傷:增加資金投入,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種族平等,打破性別歧視……當科技的發展足以打破空間距離的現在,區域位置早已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復制了硅谷賴以發展的「人才吸引力」,才能有競爭力。

好在,高科技經濟不是一個「零和博弈」,21 世紀的全球經濟和科技都夠大夠豐富,足以撐得起多個區域的發展。只是流轉飛速,任重道遠,每一個期待發展的區域都不可錯失每一個時機,哪怕硅谷也是一樣。


本文編譯自:Medium-Why Silicon Valley Will Continue to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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